近日，重读了复旦大学姜鹏教授的著作《品读<资治通鉴>》。书的序言部分对《资治通鉴》的选材作了点滴评述，让我颇有感悟。《资治通鉴》是一部史书，更是一部帝王教科书。“鉴于往事，资于治道”是司马光和他的团队编纂本书的核心目的。这部巨著虽然被列入史书范畴，但又不同于其他史书,其史料来源是宋代以前已经成书的各类史书。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如何从中搜集、甄别、遴选出与著述目的紧密相关的素材，是编纂者们不得不面对的课题。如果只是将已有史料不加选择地照单全收，按编年体体例重新堆砌成篇，那只不过就是多了一本经过来料加工的二手历史读物而已。作者要做的，是基于编纂的目的，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提炼出对治国理政最有借鉴意义的内容。故而，笔者认为，读《资治通鉴》，除了获取历史知识，汲取治国修身的养分外，对作者颇费心思的选材思路，也同样值得细细品味。选材为目的服务，是司马光和他的团队贯穿始终的基本宗旨。笔者以自己粗览《资治通鉴》的肤浅认识，结合阅读姜鹏教授著作的体会，就这一思路的集中体现谈几点认识：
首先，体现在不同朝代的篇幅长短上。从统一朝代的时长与所占篇幅的对比看，唐朝的记载篇幅最长。全书共294卷，其中唐朝跨度290年（公元618年至907年），占81卷；其次是两晋，跨度155年（公元266年之420年），占40卷；而两汉加在一起超过400年，所占篇幅不过60卷，其比例还不如历时仅仅37年的隋朝（8卷）。究其原因，篇幅比重较大的这三个统一王朝，在治乱兴衰方面都有着典型意义。唐朝经历了初唐的复苏、盛唐的繁荣、中唐的沉沦和晚唐的衰落，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都极其深刻；两晋是中国历史上评价不高、也颇为不堪的动乱朝代，“五胡乱华”之后更是只剩半壁江山，其中诸多反面教材发人深省；隋朝的大起大落更是令人扼腕叹息，尽管二世而亡，但对历史的进程却有着特殊的影响。因此，从朝代所占篇幅看，对治乱兴衰有重大借鉴意义的，是作者着墨的重点。
第二，体现在对重要历史人物的取舍上。屈原的名声如雷贯耳，他身处战国时期，属于《资治通鉴》所记载的历史跨度之内，然而整部《资治通鉴》却对他不着一词，与他有相同“待遇”的还有李白等一批唐代大诗人。如此重量级的人物，为何不入司马光法眼？因为司马光的着眼点决定了书的选材只能是影响到国家兴衰成败、与民休戚相关的人和事，没有多余的篇幅留给文学艺术，因此只能“委屈”这些文学巨匠了。但笔者认为，即便出于教育帝王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全书对屈原不提一字，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因为屈原跟李白有明显不同。李白留给后人的价值主要体现在诗歌造诣上，但由于出身及性格原因，没有机会真正接触政治，因此他在政治上的影响几乎为零，是一位单纯的“文学人物”。而屈原不仅仅是一位文学大家，更是一位与政治休戚相关的悲情人物。他是楚国的三闾大夫，身居要职，一生忧国忧民，甚至最后自沉汨罗江也是为了对执迷不悟的楚王以死相谏的结果。他的经历足以对所有的帝王敲响警钟，舍弃屈原应该算是《资治通鉴》选材的一点点瑕疵吧。可即便如此，也瑕不掩瑜，很多学者认为，《资治通鉴》在提炼中国古代政治智慧方面的成就达到了顶峰，司马光真正做到了他自己所说的“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第三，体现在对同一个人物所涉内容的遴选上。比如刘邦，《史记·高祖本纪》记载：“高祖为人……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而《资治通鉴》在写到刘邦出场时，对刘邦的介绍则省去了“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数字，只取前半部分。为什么作如此删减？因为，刘邦作为一个社会最底层的小小亭长，能够逆袭成功，登上帝位，靠的是豁达、容人的气度，而非好狎侮、贪酒色的流氓习气，如果引入这几个字，对后人无法起到正面引导作用，甚至会给人以误导，因此，毫不犹豫地舍去。但对于项羽，则基本延用了《史记·项羽本纪》的说法：“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曰：‘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项梁乃教籍兵法，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项羽是楚汉之争的失败者，其败走麦城与他自信膨胀、刚愎自用有很大关系。以上这段记载正是项羽性格缺陷的生动体现。作为“鉴于往事”的《资治通鉴》，自然要对此全面反映。
第四，体现在对历史事件详略有度的区分上。对著述目的帮助大的，即便是不为人关注的小人物小事件，也被司马光深度挖掘、详细记载并深入评论。如，如果要列举东汉开国初期的著名人物，恐怕很少有人会想到卓茂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然而司马光在记载东汉开国前后的历史时，真正开始正面评论开国皇帝刘秀，不是他指挥“昆阳大战”这样的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也不是他率领群雄平四方、得天下，使大汉王祚延续近200余年的光辉业绩，而是从提拔卓茂这件不为人关注的小事件开始的。由于卓茂“束身自修，执节淳固，诚能为人所不能为”（《后汉书·卓茂传》），因此，尽管王莽篡汉时期他已称病辞官，刘秀仍力排众议，从民间遍寻此高洁之士并委以重任，表现了光武帝在用人方面的独特眼光，足以令后世的治国者借鉴。对此，司马光还作了如此评价：“光武即位之初，群雄竞逐，四海鼎沸，彼催坚陷敌之人，权略诡辩之士，方见重于世，而独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于草莱之中……享祚久长”。刘秀提拔重用卓茂这样一件看似平常的小事，惜墨如金的《资治通鉴》却用了整整500字的篇幅，是司马光眼里事关国祚的大事，故而不惜笔墨大加阐述，足见其“治世”的价值之高。
第五，体现在对史料的鉴别、去伪存真上。既然是“以史为鉴”，那么，真实、可靠的历史是基础，用虚构的励志故事去教育人不是司马光著述的宗旨。司马光要做的工作，除了对史料的搜集、筛选外，还有对史料的鉴别、去伪存真。林林总总的史书，受作者的品格、学识、身份的影响，记载的内容未必全靠得住，不同史书之间甚至同一本史书的不同章节之间，相互矛盾之处也随处可见，即便“二十四史”这样的正史也不例外。比如，《史记》中促使刘邦下定决心不换太子的“商山四皓”，其人其事引人入胜，但似人似仙，太过虚幻；刘邦、项羽看到秦始皇出行时脱口而出赞叹“大丈夫当如是也”“彼可取而代也”更是脍炙人口的名段，但虚构、想象的意味太浓。诸如此类的人物轶事，司马光一概没有收入《资治通鉴》，从中可以进一步看出司马光选材的科学、严谨。
一部由大政治家、文学家和他的团队编纂的长达300万字的皇皇巨著，以我的才疏学浅，无法对其作真正精准地解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资治通鉴》的成书过程，是作者对史料的甄别、遴选、提炼的过程，对治国平天下有推动意义的描述，司马光必然引述到位，反之则舍弃。这点对我们的审计工作同样有着重要启示。每一个审计项目都有其明确的审计目标，不同类型的审计，其目标不同，即使是同一类型的审计，对不同的审计对象和在不同的审计期间，也有各自的审计目标和重点。我们在开展审计工作时，应紧紧围绕审计目标去查阅资料、现场取证、延伸调查，取证不可不论目地照单全收，也不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前者不切主题，事倍功半，且耗费过多的审计成本，容易形成大量的冗余资料；后者无法真正把问题查深查透，事半却无功。因此，取证一定要服务于审计目标，这应是我们从《资治通鉴》选材中获得的重要启示。
南通市审计局 董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