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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人读史明智——两部史书记载同一人物差异的借鉴意义

来源: 南通市审计局 发布时间:2018-09-27 字体:[ ]

记载历代正史的“二十四史”中,处于朝代更迭时期的重要人物往往会同时出现在相邻朝代的不同史书中,比如叱咤汉末三国时期的董卓、吕布、袁绍等各色枭雄在《后汉书》和《三国志》中均有记载;推动隋唐易代的李密、王世充、秦琼等各路豪杰在《隋书》及《旧唐书》《新唐书》中也均有提及;而作为“二十四史”中前两部的《史记》与《汉书》,前者跨越了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汉武帝统治时期近三千年时间,后者则是记录西汉二百年风云变幻的断代史,由于两者之间存在从秦朝末年至汉武帝期间一百多年的“重叠期”,故而会有更多的人物同时出现在这两部史学巨著中。由于不同史书编纂者所处时代氛围以及其自身学识、治史风格等不尽相同,记载人物的笔法、倾注的感情色彩以及人物评价也会深深烙上作者印记,从《史记》和《汉书》对项羽记载的差异,就能明显品读出两位作者不同的历史观和治史风格。

两者的差异首先体现在体例及对项羽称呼的不同。《史记》为项羽作《项羽本纪》,而《汉书》仅将项羽与陈胜合于一传——《陈胜项籍传》。根据纪传体史书的体例不同,“本纪”或“纪”系专为帝王量身定制(有的也涉及帝王家人),而“传”或“列传”只是为除帝王以外的其他相关人员所作的传记。由此可见,两部著作对项羽的历史定位有着明显差别:前者给予项羽相当于帝王的崇高历史地位,而后者则有贬低之意。况且,项羽名籍,字子羽,也称“羽”,按古人“称字为尊”的习惯,《史记》对项羽的以字相称,体现的是敬意;而《汉书》则直接称呼其名“籍”,轻视之态溢于言表。所以,即便不看内容,只看标题,两位史学大家对项羽的态度即可见一斑。

两位史学家同样身为汉臣,而且司马迁就生活在刘邦开创的西汉时代,又刚刚因“莫须有”的罪名遭受过腐刑,在如此奇耻大辱和身心摧残下,对于治史的执着与严谨依旧痴心不改,至死不渝。敢于为开国帝王的敌人作本纪,客观地还原其人其事,他的胆识与气魄,以及作为史学家的品格与良知,更显难能可贵。

再说两部传记内容的差异。《史记·项羽本纪》内容翔实。司马迁身为汉臣,不以成败论英雄,对项羽的过人之处毫不吝啬溢美之言,品读《项羽本纪》,从项羽的成长及征战历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气壮山河的英雄形象:从小有力敌万人的雄心;长大有“取秦始皇而代焉”的抱负;灭秦过程中有巨鹿雷霆,破釜沉舟,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经典之作;楚汉争霸中更有彭城逆袭,以少胜多的妙笔。而身陷绝境之际,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柔情万千的情圣项羽:他对心爱的人有情,四面楚歌之时仍对虞姬不离不弃,至死靡他;他对爱骑有情,兵败乌江,将跟随自己征战多年的乌骓宝马赠给乌江亭长,免其受辱;他对故人有情,宁可身死也不愿只身一人面对江东父老;他甚至对背叛自己的将领有情,深陷重围时不惜将自己的头颅拱手送予叛将吕马童请功领赏。当然,司马迁对项羽也不是一味的赞许,既热情地叙述他的英雄事迹,同时也总结其失败的历史教训,对其只顾衣锦还乡而以暴易暴、屠戮无辜的残酷予以无情揭露;对其兵败之时仍不能自我反省而只归咎于“天要亡我”的逃避剖析得入木三分。司马迁笔下的项羽,形象饱满,棱角分明,魅力无限。司马迁可谓深得春秋笔法“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之要义。相比之下,班固的《汉书·陈胜项籍传》对于项羽的记载则简略许多,上述精彩事件大部分被收入《高帝纪》(《汉书》中关于刘邦的传记),使得项羽的形象大打折扣。倘若没有《史记》,倘若我们只读《汉书》中的《高帝纪》《陈胜项籍传》,项羽在后世人们的心目中,也许只是一位凶残暴虐,逞一己之能、心胸狭隘的流寇而已。真的要感谢司马迁,为我们还原了项羽的真实形象。司马迁无愧于“太史公”的称号。作为历史学家,他将项羽单纯的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去记载、评价,而非将其置于大汉王朝的对立面而论;对于其他人物,也大体秉承这一宗旨。他的治史精神为后人树立了永久的标杆。

在此,无意于贬低同样为史学巨匠的班固,他的《汉书》在记录西汉一代的历史中,对汉代统治集团的穷奢极欲,对底层民众的民生疾苦,对有功于社会的仁人志士,同样有比较客观真实的反映,其中也寄寓着作者的爱憎和批判,只是因为班固生在专制压迫、经学统治较为严重的东汉时代,更主要的是汉明帝刘炟对班固修史的直接干预,《汉书》的史学见解和史学精神才稍逊于《史记》。但也正因为如此,才更彰显司马迁的伟大。

同一人物在两部史书中的形象差异,一方面启示我们,对于历史人物的了解、评价不能局限于一书一文,阅读史书,应具备“比较阅读”的思维,以博览群书的胸襟接纳各类史料,并将其综合对比、分析,才能对人物、事件作出全面、客观的评价;另一方面,应学习优秀史官的精神,他们以忠于事实、崇尚正义的“董狐之笔”记载历史,供后人明得失、知兴替。上述两点对于同样以客观、公正、严谨、正义为宗旨的审计工作而言颇有借鉴意义。诚然,审计人并非历史学者,也许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精力去对历史作如此精深的研究,但这并不影响将上述理念贯穿于审计工作中。审计调查应充分、深入,对于不同的信息应仔细甄别,认真研究,不能随意取舍;在此基础上,形成客观公允、准确中肯的审计评价,不能以偏概全,更不可因一己之喜好有所偏颇;揭露问题应不留余地、切中肯綮,不因关系之亲疏或外在的压力有所保留乃至掩藏。这是审计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品读这两部史书,尤其是细细品味其中微妙差别的意义所在。

南通市审计局 董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