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历史的兴趣开始于小学接触历史课程，至今陆陆续续读过一些与历史有关的书籍。尽管只是业余爱好者，读过的史书也相当有限，但所汲取的营养却极为丰富。即便不谈史书的具体内容，单是各种不同体例史书（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的行文脉络和叙事思路，就带给我多样的美感和启迪。
纪传体是记载正史常用的体例。顾名思义，纪传体就是以人物传记为主要体例的史书，通过对人物的生平活动进行连贯的描述，将一个个完整、丰满的人物形象呈现给读者，从而把握人物所处时代的历史全景。“二十四史”即是记载从三皇五帝到明朝末年五千余年历史的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的总称，其中，最优秀、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太史公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它位列“二十四史”之首，开纪传体之先河，被鲁迅先生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自从《史记》问世，此后两千年的历朝正史都沿循这种格局，正如清代学者赵翼所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
尽管纪传体是记载正史的主要体例，且不乏《史记》《汉书》《三国志》这样的传世之作，但它也有先天的缺陷。受其特点所制，不可避免地会将同一事件在不同的人物传记中多次出现，不仅给人重复冗长之感，还容易造成相互间叙述不一，需要读者结合其他一系列史料去分析事实真相，有时甚至劳而无功，比如《史记》中对秦始皇的出生在不同的人物传记中记载便不相同——《秦始皇本纪》中说“庄襄王为秦质子於赵，见
另外，纪传体史书由于人物传记彼此独立成章，很多重大事件之间的联系难以直接展现，如果不通过将不同的人物传记相互对照、认真比对，即便阅读者记忆力再强，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对各个人物、事件的先后顺序、逻辑联系梳理出清晰的轮廓。
纪传体的这些先天缺憾对编年体而言却成了先天优势。编年体，即按照时间顺序记载某一段历史，它的一大优点就是把历史事件按时间次序排列，给人以明确的时间概念，有利于直观地展现历史的发展变化和事件之间的纵向联系，而且避免叙事重复，节约了篇幅。如东汉末年，汉献帝刘协曾组织荀悦等人将一百篇八十万字的纪传体巨著《汉书》（班固编著，记载西汉历史，“二十四史”中的第二部）精缩成三十卷十八万字的编年体《汉纪》。同样是记载西汉二百余年的历史，篇幅却缩减近四分之三，但文辞精简并不影响历史事件的充足完备，西汉一代的兴衰之迹，经验教训，依旧历历可观。九百余年后，司马光组织编撰的《资治通鉴》问世，这部涵盖从战国初年到五代末期一千三百余年历史的皇皇巨著，堪称编年体的巅峰之作。“史学两司马”，分别代表了纪传体和编年体的登峰造极之成就，虽相隔千载，却交相辉映，同炳史册。
但编年体也有与生俱来的问题，最大的缺点是事件被年代割裂，“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因而不能集中叙述历史事件的全过程，尤其是跨年度的历史事件。针对纪传体、编年体的先天短板，南宋学者袁枢首创了纪事本末体。它将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关的材料集中在一起，既不同于
三种体例，分别以人物、时间、事件为主线，将几千年的沧桑付诸于凝练典雅的文字中，可谓优势互通，完整详备，最终殊途同归，共同构筑起记载华夏五千年文明史的立体风景。作为审计人，倘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能倍加珍惜先贤留下的宝贵财富，腾出精力适当地阅读一些史书，尤其是能将三种体例的史书对照阅读并达到融会贯通的境界，实乃身心之大悦！此番境界，与我而言，亦是“路漫漫其修远”，并将一直“上下而求索”。再以此联想到审计工作，无论是将财政、金融、民生、投资、资源环境等各项审计内容彼此融合，还是将信息技术辅之以各种传统审计方法贯穿运用，亦或是将国家审计、社会审计、内部审计三种审计力量有机整合，如能从三种史书体例的各自特点及彼此的相互补位、取长补短中获得启迪，对于推进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南通市审计局 董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