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审计官包拯，家喻户晓的清官名臣，其铁面无私、清正廉洁的清官形象以戏剧的形式广为流传，其刚正不阿、铁骨铮铮的风格千百年来为人民群众津津乐道。据《中国审计史》记载，北宋中后期之前，中央三司属下三部勾院、都磨勘司、马步军专勾司、都凭由司等都具有审计职能；地方则由各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通判、丞簿等兼职负责审计工作。宋承袭唐制，置有御史台，在监察百官财政经济活动中审计职能得到加强。包拯自1027年考取进士至1062年在枢密院副使位置去世，曾任监察御史、京东转运使、陕西转运使、河北转运使、三司户部副使、提点刑狱使、三司使等官职，均与审计有着直接关系。包拯35年为官生涯中，担任具有审计职能的官职累计长达22年。
他敢于查真相，说真话，报实情。包拯从政时，距宋太祖开国已约七、八十年，开国时那种朝气蓬勃、励精图治精神已经逐渐消退，出现了因为冗官、冗兵、冗费而导致的财政危机；因为辽夏在边境挑衅而产生的军事危机以及因爆发农民起义而产生的统治危机。包拯敏感地意识到，财政危机是激化各种矛盾的根源，解决财政问题是稳定社会、维护政权的当务之急。1049年，时任三司户部副使的包拯在一篇奏议中（《论冗官财用等》），以翔实的数据向宋仁宗陈述“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的事实，并提出了“欲救其弊，当治其源，在乎减冗杂而节用度”的建议。此后，他又陆续为改善当时的财政状况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反复向皇上进谏“薄赋敛、宽力役、救饥馑、戒兴作”，主张采取减少苛捐杂税，体恤民众疾苦，不能劳民伤财大兴土木等举措，以解一时之难；同时，他在食盐、采矿、政府采购等方面也采取许多积极措施，力求既增加财政收入增强国力，又整顿吏治缓和官民关系。
他忠于职守，铁面无私。包拯在22年审计工作生涯中，查办了很多大案要案，一些案件甚至牵涉到皇亲国戚，但是不管涉案对象如何强势如何难缠，包拯都能依法秉公，执着地一查到底。所以朝野上下，对他都是敬畏有加。据史书记载，包拯就曾六次弹劾宋仁宗的岳父张尧佐。因为女儿得宠，张尧佐仕途一帆风顺，而且多是管钱管物的肥缺，直至掌管全国财政大权，面对日益窘迫的财政和日益骄奢淫逸的张尧佐，包拯仗义执言，先后六次上书弹劾，终于让宋仁宗采纳建议，终止了张尧佐的升迁。此外，他还曾两弹宰相宋庠、七弹酷吏王逵。
他严守纪律规矩，爱护声誉和形象。在严于肃贪方面，包拯始终将“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作为自己为官、为人的信条，怀忧国忧民之心，无惧打击报复，义无反顾与腐败行为斗争到底。对于贪赃枉法者的处理，包拯建议宋仁宗，“不从轻贷，并依条施行，纵遇大赦，更不录用”，一定要依法处理，决不能轻易饶恕，即使遇到大赦，也永不叙用。在严于律己方面，包拯更是做到了极致。仅举一例，宋仁宗康定元年，包拯到端州做地方官，端州的特产端砚，是当时四大名砚之一，钦定贡品，据宋元丰王存著《九域志》称，“端州岁贡砚十”，而地方官吏层层加码，扩大贡砚数目，贪污勒索、加重砚工负担，包拯严查贪官，呵护百姓，离任时，唯一一块书僮私自作主收受的上好端砚，也在船行途中被包拯追问得知而抛到江里，“不持一砚归”记载在《宋史·包拯传》中。
当然，包拯生活在封建时代，忠于皇权的思想对其精神和行为产生一定局限，但是包拯清廉、亲民、智慧、果敢的形象，他身上折射出来的人性的光辉，既是封建时代的正能量，也是新时代的正能量。
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曾指出，包青天刚正不阿，希望中国能够多出几个包青天。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月7日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古代像包公、海瑞这样的清官，老百姓都推崇他们为“青天”，总书记要求执法者都要像包青天、海青天那样，站稳脚跟，挺直脊梁，只服从事实，只服从法律，一是一、二是二，不偏不倚，不枉不纵，铁面无私，秉公执法。为什么伟人、领袖这么重视包拯，号召大家学习呢？因为包拯代表的是最完美的人性，最纯正的品格，最崇高的精神，包拯的形象就是坚守信仰、知行合一的具象化，作为大宋审计官，包拯的精神也是审计职业精神的具象化。
“审计队伍忠于职守、敢于担当、铁面无私，用查处重大问题、揭示重大风险的实际行动，践行绝对忠诚、绝对过硬、绝对可靠，打造了‘国家审计’金字招牌，值得党和人民信赖”。习近平总书记的嘉许勉励和殷殷嘱托，是审计工作者的无上荣光和至高使命。每一名审计工作者都应当时刻牢记审计的“尚方宝剑”是党中央授予的，必须对党中央负责，当好“党之利器、国之利器”这个光荣使命，努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涉及到国计民生的重点资金、重点项目、重点领域和重要政策措施，全面关注、大力跟进，以高质量的审计监督增进民生福祉，充分展现审计的政治担当和为民情怀。同时，发扬斗争精神，练强斗争本领，查出真相实情，报出真话全话，争做一名新时代的“包拯”。
南通市审计局 朱文涛
（文为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