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其中就包括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史书的体例，大体分为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不同体例的史书，以各自的叙述特点，精彩地记录下了历史。组成了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刻录下了每一个朝代的兴衰更替和时代印记。
纪传体——以人物为主线
纪传体，顾名思义，就是以人物传记为主要体例的史书，通过对人物的生平活动进行连贯的描述，将一个个完整、丰满的人物形象呈现给读者，从而把握人物所处时代的历史全景。“二十四史”即是记载从三皇五帝到明朝末年五千余年历史的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的总称，其中，最优秀、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当属太史公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它位列“二十四史”之首，开纪传体之先河。自《史记》问世，此后两千年的历朝正史都沿循这种形式。太史公和他的这部千古名作永久矗立在中华民族和世界的文化之林。
尽管纪传体是记载正史的主要体例，且不乏《史记》《汉书》《三国志》这样的传世之作，但它也有先天的缺陷。受其特点所制，不可避免地会将同一事件在不同的人物传记中多次出现，不仅给人重复冗长之感，还容易造成相互间叙述不一。此外，由于纪传体史书由于人物传记彼此独立成章，很多重大事件之间的联系难以直接展现，如果不通过将不同的人物传记相互对照、认真比对，即便阅读者记忆力再强，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对各个人物、事件的先后顺序、逻辑联系梳理出清晰的轮廓。
编年体——以时间为顺序
纪传体的这些先天缺憾对编年体而言却成了先天优势。编年体，即按照时间顺序记载某一段历史，它的一大优点就是把历史事件按时间次序排列，给人以明确的时间概念，有利于直观地展现历史的发展变化和事件之间的纵向联系，而且避免叙事重复，节约了篇幅。我国第一部叙事完备的编年体史书是《左传》，记载了春秋时期二百五十多年历史；到了北宋，由司马光组织编撰的《资治通鉴》问世，这部涵盖从战国初年到五代末期一千三百余年历史的皇皇巨著，堪称编年体的巅峰之作。“史学两司马”，分别代表了纪传体和编年体的登峰造极之成就，虽相隔千载，却交相辉映，彪炳史册。
纪事本末体——以事件为载体
不过，编年体也存在一些问题，最大的缺点是事件被年代割裂，“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因而不能集中叙述历史事件的全过程，尤其是跨年度的历史事件。针对纪传体、编年体的先天短板，南宋学者袁枢首创了纪事本末体。它将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关的材料集中在一起，既不同于编年体以纪年为主，也不同于纪传体以传人为主，而是以记事为纲，从头至尾，集中表述其过程，体现了“一事之本末，原始而要终”的要义，弥补了纪传体和编年体不能完整记事的缺憾。
沿着这一思路，袁枢取《资治通鉴》所记之事，区别门目，分类编排，专以记事为主，每一事详书始末，并自为标题，将《资治通鉴》改编为二百多个专题的《通鉴纪事本末》。此即纪事本末体开山之作。
三种体例，分别以人物、时间、事件为主线，将几千年的沧桑付诸于凝练典雅的文字中，可谓优势互通，完整详备，最终殊途同归，共同构筑起记载华夏五千年文明史的立体风景。以此联想到审计工作，无论是将财政、金融、民生、投资、资源环境等各项审计内容彼此融合，还是将信息技术辅之以各种传统审计方法贯穿运用，或是将国家审计、社会审计、内部审计三种审计力量有机整合，亦如从三种史书体例的各自特点及彼此的相互补位、取长补短中获得启迪，对于推进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南通市审计局 董 波